曾昭敏——不忘初心传后人

曾昭敏，安徽省金寨县沙河乡人，1929年参加红军，原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部副主任。虽然老红军离开家人已经30年，但在孩子记忆里，他音容笑貌、谆谆教导还历历在目，回响在耳畔。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对家人言传身教的影响，成为曾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好家风。

“共产党人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曾昭敏191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上过两年私塾。当年大别山里闹革命，16岁的曾昭敏参加了红军，后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他的儿子曾宪植听父亲经常说：当时参加红军，并不懂得什么革命的道理，也不知道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只凭着一股“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情，后来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经过千锤百炼，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人。

曾昭敏只有曾宪植一个儿子，是老红军中少见的单子女家庭。但他对唯一的儿子要求反而十分严格。从小要求曾宪植听党的话，热爱祖国，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经常对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向他讲红军长征的千难万险、讲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讲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剿匪经历、讲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曾宪植说，父亲身经百战，身上多处战伤，直到去世，腹部还留有一颗敌人的子弹。他常说，干革命我们从未想过个人的生死，那时都是脑袋拴在裤带上跟敌人拼杀，但是我们什么也不怕，目的是为了让贫苦百姓过上好日子，为的是建立新中国。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许继慎、周维炯等红军将领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被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不幸被杀害。当时，父亲因作战勇敢已经是营长，同样受到牵连，有人举报怀疑他是AB团。幸运的是，他只被撤职当了伙夫。每次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脸上总浮现出一种老共产党员的刚毅，说道：“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坚信党是正确的，红军一定能坚持住，困难是暂时的，革命肯定会胜利。”这种对革命信念的坚定感染着我，影响着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树立了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激励下，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

“我是农民的儿子，坚决不能忘本”

“我是农民的儿子，坚决不能忘本”，这是曾昭敏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曾昭敏老家在安徽金寨的大别山里。在他眼里，做人不能忘本；不管你身在何处，故乡总是永远的牵挂；不管你走多远，来处总得永远铭记。这是做人的宝贵品质，也是世代相传的红色家风。

他的儿子出生后，给儿子起名字成了一件大事。当时部队家庭孩子的名字大都带着革命时代的烙印，如“建国”、“建军”、“援朝”等等，曾昭敏征求老家父亲的意见，按照曾氏的“宪”字辈分，给儿子起一个“宪植”的名字。在文革中，改名字成了一股风潮，儿子曾宪植身边许多小伙伴都换了更革命的名字。曾宪植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名字与这个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希望借文革破四旧，将名字改掉。但是，曾昭敏坚决不同意。他深情地对儿子说：“你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是按老家的辈分排的，体现的是你的根，你不论走到哪里，你都是大别山的后代，永远不能忘本。”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昭敏任军委空军军事检察院的检察长、第一届、第二届军委空军的监委常委。他工作非常忙，很少在家，但对老家的家人没有忘记，对家乡百姓没有忘记。他总是不忘定期与家人商量给住在老家的父亲、兄弟和亲戚们寄钱、寄物。寄完钱物总是对儿子说：“老家的人跟我们是一家人，赡养父母是责任、帮助兄长和亲戚是义务，血浓于水。”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更是挂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给家乡人寄钱物，尽其所能帮助他们。老家的亲戚到北京，他都热情相待，从不嫌弃，亲如一家。

“明明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曾昭敏虽然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没有什么家学渊源，但他坚持不断学习。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华东局党校学习过，后来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了二年，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参加延安整风；全国解放初期，他又在工农速成中学补习了文化知识，后来又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班毕业。而且，对象棋、围棋、小提琴、二胡精通。他虽然有这么多的学习经历，但是还总是以“大老粗”自诩，认为学无止境。

通过不断的学习，成为老红军中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我党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干部。曾昭敏长期从事部队的保卫工作，曾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保卫部部长、中朝联合空军保卫部部长。他工作专业性很强，除了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还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和知识，长期实践使他深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性，坚信知识就是力量。

他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干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家庭中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他们家的藏书在老红军家庭中算是非常多的，就是在“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坚决不让曾宪植“停课”闹革命，要求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尽量多学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经常告诫孩子：“明明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并说所谓“明明白白做事”就是要不仅为人民做事，而且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和能力，做的事情要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曾昭敏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避免对孩子造成影响，他把曾宪植送去当兵，要求他在部队中多向领导和战友们请教，边锻炼、边学习，并不断给他寄去许多当时很难找到的学习资料。他的教诲深深的影响着孩子。“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曾宪植刚好从部队复员，他要求儿子考大学。曾宪植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曾宪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任教，现在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的教授，曾任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是北京市优秀教师，获得过首都“五一劳动奖章”。他虽然已经到退休年龄，但继续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发挥着余热。曾宪植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选择工作时，完全可以选择国家机关。曾昭敏认为，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最光荣，支持她留校当老师。她在这样家庭氛围和家风的熏陶下，现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国内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有人问曾宪植，你们上一辈是一代行伍，父母都是老革命、老军人，怎么培养出一代学者？曾宪植心中最明白，这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家风。

曾宪植说：父亲在要求“明明白白做事”的同时，更要求我们“清清白白做人”。从小就给我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以最通俗的语言讲艰苦朴素、不贪不腐的道理，并以诗言志，要求我熟记明代诗人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小时候，我背诵这首诗，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现在，再细细品味起来，浓浓地感觉到了父辈对我们做人、成长的期望。他还说：我作为一个出身红色家庭、父母曾是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红二代”，传承的是什么？不应该是“特权”,而应该是红色的传统、红色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