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红色家书选编：王步文家书二封

王步文(1898-1931)，字伟模，曾化名朱华、王华、王自平，安徽省青年团组织最早发起者、中共安徽组织最早的领导者之一。1898年1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岳西县资福村。1918年求学安庆，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是安徽早期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留学日本，是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1927年回国，先后担任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长、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委员兼怀宁中心县委书记、中共中央巡视员、中共安徽省委宣传委员、代理省委书记、省委书记。1931年4月，因叛徒出卖，在芜湖柳春园被捕，5月31日在安庆英勇就义。

复苏爱妻：

我为革命而死了，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我的财产由你承继。

夫步文上

五月三十一日

父亲：

我为革命死了，你媳复苏应承继我的一切财产，使她教养爱生，以继予志。

二儿步文上

解读：

翻阅中共安徽地方早期历史，王步文称得上是安徽党组织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是早期安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共安徽党团组织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是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

王步文的这两封遗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我们身边大多数人的年龄，成为中共安徽组织早期经历腥风血雨的见证，成为安徽党组织最早的领导人能够以白纸黑字留存后世的唯一的珍贵遗言。

第一封遗书称呼的“复苏爱妻”，是王步文的妻子方启坤，复苏是她的化名。据方启坤回忆，1917年她与王步文在学生运动中结识、相爱。方启坤原名方秀英，王步文为她改名启坤，寓意启迪妇女、站在时代前列。她与王步文1924年1月29日结婚。同年春天，王步文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学习期间，王步文在上海组织了安徽学生驻沪办事处，开展革命活动。为筹办平民夜校、复刊《黎明周刊》，他当掉了自己唯一的一套西装和结婚时的两枚戒指。

从结婚到王步文1931年就义，在短短的7年婚姻生活中，方启坤一直跟随王步文为党的革命事业奔波，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作斗争。他们放弃安稳的生活，颠沛忙碌，时刻面临着离散和危险。1925年，方启坤在王步文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方启坤跟随王步文先后在日本中共海外总支部、中共中央党训班、中共上海特别市委组织部、中共安徽省委机关担任联络、宣传等工作，曾两次被捕入狱。她和王步文的第一个孩子。就是遗书中提到的爱生（又名学爱、逸民）；第二个孩子再生（又名学再），出生在她入狱后被国民党看押期间，后夭折；第三个女儿小名摇篮，也夭折。

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成立，王步文任省委代埋书记兼宣传委员，3月任省委书记。4月6日清明节这一天，王步文起得很早，他要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当时的芜湖处于国民党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党的地下工作十分危险。方启坤头一天晚上还梦到王步文遇险。当天恰巧王步文身体不适，她联想到昨天晚上的噩梦，就劝说王步文不要出门了。但王步文依旧忍着疼痛，步履艰难地向位于柳春园的省委秘书处走去。临行前他还叮嘱方启坤：  “如果我11点钟没有到家，你记住撤掉联络暗号，做好转移工作。”

当天上午，王步文在芜湖柳春园宅楼上主持省委会议，由于叛徒高翔（安庆青年团负责人）、何冰心（省委代理秘书长）等人的出卖，正在开会的王步文不幸被捕，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王步文被捕的第二天，国民党便将他从芜湖押到安庆，关押于北门饮马塘监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得知王步文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亲自审讯，许以高官厚禄。王步文不为所动，陈调元又指使高翔“劝降”，王步文大声斥责叛徒。敌人又施用各种酷刑逼供，将他的皮肉烧焦、筋骨打断。他依旧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

在狱中，王步文坚贞不屈，他对被捕的青年党员说：“我为叛徒出卖，必须以一个革命家的身份对敌人进行战斗。你们是青年学生，身份没有暴露，完全可以一赖干净，争取无罪释放，继续为党战斗”。他秘密给中央写信，报告芜湖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委托战友林凌生出狱后通过中共皖西中心县委，辗转交给党中央。他得知自己编写的《社会运动辞典》一书稿费交付，向前来探视昀妻子方启坤专门交代：  “当（党）用则用，家里少用”。方启坤遵照嘱托，将150元稿费一部分转交芜湖党组织作为党费，大部分用于救济难友家属。

1931年5月31日上午8时，王步文于安庆北门广场英勇就义。 王步文牺牲后，狱卒将他的衣物和这两封遗书交给方启坤。遗书经过狱方的严格审查，盖上了朱红的“检阅”印章。

遗书内容非常简短，分别写给妻子和父亲。一封正文33个字，一封29个字。王步文早已准备牺牲，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忌讳，他甚至在遗书最后，专门加注“死前一小时书”。

据说，王步文就义前还曾挥笔写下“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前人名句，还有一副充满豪情的挽联：“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

对联是自挽还是他挽，至今说法不一。但这两封遗书确是真实地被留存了下来。

遗书里，他坦然地对亲人说：“我为革命而死了”；他安慰妻子：  “不要悲哀，不要难过”；他留下遗愿：“抚养爱生，以继予志”；他为妻儿尽最后的责任：“我的财产由你承继”。

他深知在自己出生于旧式家庭，兄弟姊妹众多。自己死后，孤儿寡母恐生计艰难。他也向父亲写下了自己的遗愿。

相比前人的名句、豪迈的挽联，也许这两封遗书更能体现烈士为革命的九死不悔和对妻儿的无限牵挂。

王步文牺牲后，方启坤带着孩子回到潜山后北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后，王步文的祖母、父母和前妻储氏相继去世，方启坤渐为王氏族人不容，被迫带着学爱、学祝（为王步文前妻储氏所出）远走他乡。方启坤含辛茹苦，靠着当小学教员和帮人织补衣袜，将烈士的一双儿女抚养成人。王步文留下的遗书，方启坤始终珍藏在身边。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9月，方启坤找到岳西党组织，呈上自传请组织审查。新中国成立后，王步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方启坤谢绝了抚恤金，并告诫儿女：努力工作，自食其力，不能要政府特殊照顾。

1985年，方启坤病逝。按照遗愿，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位于岳西县城的大别山烈士陵园王步文的墓旁，一对革命夫妻、生死伴侣，终于长眠在一起。

（祝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