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红色家书选编：王稼祥家书一封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泾县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25年参加学生运动，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同年6月因批评李立三错误被撤销干事职务。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3月任中共苏北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的关键一票，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功不可没。会后组成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1936年12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7年6月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副书记，7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为中共七大肯定，在全党产生了深远影响。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业部部长。1948年11月改任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任外交部副部长，不久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51年2月任中联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1953年3月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柳华弟：

来函阅悉，勿念。

你不赞成我独身。不错！我自己也不赞成独身，但自己的环境和社会的制度，把我逼上这条路，不由得我不赞成了。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毕竟把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尽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你我都是平民，都是中产阶级里的分子，将来的生计，真是茫茫无路，毫没把握呵。要我不顾廉耻，抛弃人格，到社会里去鬼混，我又安心不下。看吧！将来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呀！自己一身的生活，既难解决，哪里又有能力去组织家庭，去维持子女的生活呢？这是我独身的第一理由。

“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我们结婚，那必定要以恋爱为基础了。我们感觉婚姻痛苦的原因，就是没有恋爱。不过追问一句，我们将来结婚，又敢断定必有恋爱吗？柳华呵！在私有资本的社会里，真正的恋爱，不会实现的。你看今日刚才觉醒的女子，谁不把给富翁，谁又愿同你这贫汉结婚呢？  “唉！恋爱的真与美，已被经济玷污。”我们将来能为恋爱而恋爱，为恋爱而结婚，真是非常之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与其是将来受失恋的痛苦和离婚的酸楚，倒不如这时抱独身主义，还安稳些呢。这是我独身的第二理由。

在今日的社会，妇女被离弃了以后，是极痛苦的。嫁人吧，没得人要；自立吧，没得能力。我为的过不惯这卖淫似的性的生活，所以要离婚。不过离婚后，她的生活，我仍然是要代为维持的。在名义上，她还是个未被离弃的女子，可以不致招旧社会的苛斥。在生活上，她有了我代为维持，也不致有什么困难。她假若愿意再嫁，我自不干涉；她能独立，我自不多事。这是我解决这问题的步骤和方法，也是我不愿再娶的第三理由。

这三个理由、三种环境，把我逼上这条路了。唉！人有恋爱的本能，谁不希望去满足呢？我又何尝不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享一享男女的快乐呢？可是，环境不许，怎奈何呢？算了吧！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

十三号校中给春假十二天，我欲赴陕一行，以解下年进学的计划。不过我也想进东南呢，以后再去吧！

前次我写了一封谈婚姻的信把我父亲，以为总可以收点效果，哪知反招纠纷。惠周听到这信的内容，立刻写信把我大大地谴责，讲我千不是万不是；不过我回了一信，大大地辩驳了一下。

好！写得不少了。再谈吧，即请文安。

嘉祥

九号下午

解读：

1924年春，18岁的王稼祥以优秀的成绩，由南陵乐育学校推荐，直接升入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当年寒假，他从芜湖回到家乡，知道父母已经给他定了亲，对方是家乡柳溪小学自己英语老师查文梅的女儿查瑞香。原来，父亲王承祖认为稼祥己十七八了，是独子，又在外地上学，应该早点把亲事定下来。查老师对王稼祥很有好感，主动想把女儿嫁到王家。王承祖夫妇很满意，觉得查家女儿很贤惠，将来对稼祥会体贴关心。可王稼祥却不同意，和父母争执起来。母亲极力说服，父亲则板起面孔进行训诫，退亲绝不可能。而且亲友邻里均同一个舆论，他无力挽回。1925年1月，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王稼祥与查瑞香结婚。他心中充满苦闷、迷茫，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到学校后，他就给父亲写信，说明包办婚姻的害处，恳切提出要同对方离婚，但却招致父亲和叔父王惠周的谴责。他给堂弟王柳华写信诉说苦楚，提出今后要抱“独身主义”。王柳华同情他的境遇，但不赞成“独身主义”。于是，4月9日，王稼祥就给王柳华写了这封回信。

在信中，王稼祥详细阐述了自己抱定“独身主义”的3个理由：一是在封建制度下社会不平等、人格不自由、生活无着落，没有能力组织家庭，养育子女。=是“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而在私有制社会，恋爱的真情己被金钱玷污，真正的恋爱是不会实现的。三是在包办婚姻里被遗弃的妇女境遇悲惨，受社会歧视，无力自主。鉴于家庭的责任，自己若能离婚，则愿意继续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愿意经济上予以维持，并不干涉其再嫁。信中，王稼祥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誓言：  “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

可以看到，青年王稼祥从对自己家庭包办婚姻的不满和无奈中，对几千年封建婚姻制度作了深一层的思考，从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上找到了婚姻痛苦的症结。之所以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他此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相关。他在同时期发表的《食与爱的本能与现代经济制度》一文中，运用经济基础决定论分析指出：在现代经济制度下，真正的恋爱是找不着的，恋爱可说是己含经济的元素了。现在要铲除这不纯粹的恋爱，要废除娼妓，要使无产阶级能满足他们的爱的欲望，非根本推翻现代经济制度不可。正因为如此，王稼祥在信中不仅仅体现了他对当时社会环境下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茫茫无路的担忧，也对私有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金钱关系的深恶痛绝，表现了他敢于向旧的思想、旧的制度挑战，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铲除私有制的远大理想和坚定决心！

（程志）